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,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,而不是《边城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白鹿原》和《金光大道》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。我说的是现在,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、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。
一个人,只要不是瞎子,只要不是聋子,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“悲喜剧”。它们并不是发生在“别处”,它们也并不仅仅是“乡村故事”。你住在城市也好,住在乡村也好,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,那些“悲喜剧”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,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,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。
2003年的4月,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,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,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,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,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。我知道,大河上下,长城内外,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。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,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。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。
当然,我还没有简单到连“城乡差别”都看不出来的地步,更何况是在“城乡差别”越来越大的今天。我也并不是只看到富人——无论是城市的富人还是农村的富人,而看不到穷人——无论是农村的穷人还是城市的穷人,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。同样,我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,我还不至于如此偏激。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。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,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暖昧,又如此意味深长。
石榴产自西域,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,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。樱桃产自东洋,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,而在近代,正是因为日本,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。经过漫长的时光,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,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,悬挂在庭院的枝头。我知道,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——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,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。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博弈和纠葛,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“悲喜剧”——就像“石榴树上结樱桃”,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,需要我们细加辨析。
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、一些场景、一些状况,也写下了我的忧虑、警觉和艰难的诉求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,但深于谎言,深于啼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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