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
外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,往往是隔着一层的。据我个人的看法,中国人研究英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,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国问题,那是要容易得多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:中国的历史长久而复杂、中国的文字难学、文学作品不易欣赏、语言发音困难、方言众多、中国地大人多,各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。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,读了三十几年书的人,一生和书籍笔墨为伍,但还会有许多中国字不认识,许多会写错、用错、读错,要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,确是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。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,在读到中国史时不免有许多笑话,而这种错误,一个不必是学者的中国人,也会很容易发现的。这些日子中我在读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大部头著作《历史的研究》,便不禁有这样的感想。显然,钱穆先生一本薄薄的《中国文化史专论》,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了解,比汤恩比说得正确得多。
但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,外国人就不这么吃亏。政治牵涉到人事、心理和性格,比较困难些,经济却主要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,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真正科学的。我以为外国人对中共经济的分析研究,虽然不及中共的当政者或专家们了解得清楚透澈,但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长处,那便是比较客观,不必顾忌到成为右派、观潮派、“前怕狼后怕虎分子”等等。当然,政治和阶级性的偏见还是避免不了的,但我个人以为,在外国人所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文章中,以经济性的论文最有参考价值。
例如,美国人艾荣·钟士对中共经济近况的分析,我以为很接近于事实。他那篇专文的结论是说,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,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所推动的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败,使得北京的当政者认识到,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问题,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,以思想改造、发动群众、苦战三年等办法来解决。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、渐进的进步。他认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缓进而现实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种经济困难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当中共有了若干成就之后,是否又会急躁起来,又会沉不住气而“癫”了起来,是否又会过于信任党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上采取革命性的行动,如果再来一场大盲进,那又会全功尽弃。因此,关键在于“是否能够自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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