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二十一点”[2]
如此过了一段时间,——一些个礼拜,根据我们自己估计大概是三至四周吧,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相信卡斯托普的判断,不可能再指望他的计量能力。日子就这么溜过去了,没有留下任何新的变化,在我们的主人公方面,只显示出对那些意外情况的习惯性执拗,因为它们迫使他退避旁观,无所作为。它们包括那个一喝起酒来便自称皮特·佩佩尔科恩的家伙,包括这个大模大样的、有身份同时又来历不明的人物讨厌的存在,——他的讨厌事实上更显粗鲁,例如比以往的日子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讨厌,尤有过之。因此在汉斯·卡斯托普的眉宇之间,已竖着刻上了几道执拗加烦恼的皱纹。一日五次,他的目光都不得不在这皱纹底下,观察那两个归来者在一块儿乐乐呵呵,同时心中充满对那位大人物的蔑视,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,往昔之光已将他俩映照得远远离开了光明正大。
可是一天傍晚,跟通常似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,在大厅和小沙龙里的社交活动进行得比平时热闹。有人奏乐,奏的是吉卜赛曲调,一个匈牙利大学生狂热地用小提琴拉啊拉啊。其时正好贝伦斯顾问又带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来例行地“呆上一刻钟”,他便硬拉出某个人来弹奏《朝圣者合唱曲》的低音部分,自己则站在一旁,用一把刷子富于跳跃性地敲击钢琴的高音琴键,以此模拟同时在拉奏的提琴手的姿态。这便引来了阵阵的笑声。随后,在热烈的掌声中,宫廷顾问看似谦逊实则得意地摇着头,离开了娱乐大厅。可是娱乐仍在继续,音乐仍在演奏,只不过已不再要求集中到一起欣赏;疗养客们边喝饮料边玩儿桥牌和多米诺骨牌,或者摆弄其他有趣的玩具,或者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。“好样儿的俄国人席”也分散到了大厅和钢琴室里的群体中,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则无处不在:他那威严的脑袋总是高高突出在周围的脑袋之上,叫你没法子视而不见;他以自己王者般高贵的身价和分量倾倒了众人,如果说那些围着他的人一开始只是为他那传说中的豪富所吸引,那么很快叫他们靠近他的就只是他本身的个性和人格了。人们笑吟吟地站在周围,冲他不住地点脑袋,为他助兴加油,却忘记了自己是谁。他皱纹深重的额头下边那双色彩黯淡的眼睛迷住了他们;他指甲尖尖的双手有力而优雅的手势一直令他们紧张兴奋,一点儿意识不到他随之讲的支离破碎,语无伦次,纯属一通废话,因此也丝毫不感觉失望。
在这种情势下,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汉斯·卡斯托普,就发现他正呆在书写室兼阅览室里,也就是那间交际室,当初——这个当初含义模糊,作家、作品主人公和读者都不再完全清楚,它所指的过去的程度——正是在这里边,汉斯·卡斯托普获知了有关人类进步的组织的重要信息。这儿眼下比较安静,和他分享这个房间的只有两三个人。一个人俯在吊灯底下的斜面双人写字台上书写着什么。一位太太鼻子上夹着两副眼镜,正在翻阅一卷画报。汉斯·卡斯托普坐在通向钢琴室的门边上,背冲着门帘,手里拿着张报纸。他坐的是一把刚放到那儿的椅子,仔细看看是罩着丝绒套子的文艺复兴样式,靠背直而且高,却没有扶手。年轻人尽管摆出拿着报纸在读的架势,实际上却没有读,而是歪着脑袋在听那让交谈撕扯得零碎、断续的琴声;不过再看他那紧拧着的眉头,你就知道他只是半只耳朵在听音乐,思想走的却是一条条完全与音乐无缘的路,一条条布满荆棘的失望之路;之所以失望,是一个年轻人久久地期待盼望,到头来等到的却是一些使他遭到羞辱、愚弄的情况,——也是一些执拗抗争之路啊,在这些路上肯定走不了多远,他就会下定决心,付诸行动,把报纸扔到那把偶然摆在这里的、怪不舒服的椅子上,冲出通向大厅的房门,回到自己那寂寞、寒冷的阳台上去,单独与他的玛利亚·曼齐尼做伴,以便远远离开这帮无聊的人们。
“您的表哥呢,先生?”一个声音在他脑顶后边问。这声音听在他耳朵里异常优美,再加上天生有些儿沙哑,就叫人感觉像罩上了一层轻纱似的极其迷人——迷人一词的含义给推上了巅峰;这是汉斯·卡斯托普熟悉的嗓音,就是它曾经说过:“好的。可你千万别把它弄折了哦。”这声音有着巨大的魔力,能决定人的命运;如果他理解正确,它是在打听约阿希姆·齐姆逊来着。
卡斯托普慢慢沉下报纸,把脸伸得出来一点,只剩下头顶的发旋处还靠在陡斜的椅背上。他甚至闭了闭眼睛,不过随即又张开来,顺着他脑袋的姿势所决定的方向,目光茫然地朝前凝视。这纯朴的小年轻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,要说真有些像个梦游者或者降神汉。他希望那声音再问一次,然而事与愿违。因此他拿不准人家是否还站在自己身后,拖了老长老长时间,才迟迟地、轻声地给人回答:
“他死了。他在平原上服过役,然后就死了。”
他自己也发现,“死”这个词又在他俩之间说了出来,而且是第一个得到强调的词。他还察觉,由于对他的母语德语不够熟练,站在他脑袋后边的她为表示同情就只能是轻描淡写:
“哦,糟糕。可惜啊。全死了?埋了?什么时刻?”
“已经好久了。他母亲已把他运下了山。他跟战时似的长了满脸胡子。下葬时曾鸣枪对他表示敬意。”
“他当之无愧。他是好样的。比其他人,其他某些人好得多。”
“是啊,他是好样的。拉达曼提斯老是说他性子太急。只是他身体不肯配合。肉体的反抗呗,用那些耶稣会士的话说。讲得好听一些,他总是用身体思考。可他的身体里偏偏又钻进一些不好的东西,与他的急性子作对。不过呢,肉体的自我消亡甚至毁灭,也比自我保存更合乎道德不是。”
“我看啊,有的人仍旧是个侈谈哲学的窝囊废。拉达曼提斯?谁呀?”
“贝伦斯呗。塞特姆布里尼这么叫他。”
“噢,塞特姆布里尼,我知道。就是那个意大利人……我不喜欢他。他的想法不近人情。”——头顶的声音懒懒地玩味着“人情”这个词儿,把它拖得长长的。——“他挺傲慢。”——重音又落在了“慢”字上。——“他不在了吗?我真愚蠢,我不知道,拉达曼提斯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某种人文主义的说法。塞特姆布里尼走了。这段时间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哲学问题,他,还有纳夫塔和我。”
“谁是纳夫塔?”
“他的对手。”
“要是他的对手,那我倒想结识结识。——可我不是说过吗,令表兄如果企图回到平原上当兵去,那他就死定了。”
“是的,你有预见。”
“你想到哪儿去啦!”
长时间沉默。他毫无反应。他等待着,脑顶靠着椅子背,斜着眼睛准备迎接那嗓音重新出声,再一次没了把握,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身后,担心那断断续续的琴声会吞没掉她离去的足音。声音终于又响起来:
“这么说,先生连表兄的葬礼也没下山去参加喽?”
卡斯托普回答:
“没有,我在这里跟他道了别,在他入殓之前,当时他脸上已露出微笑[3]。你不会相信,他的额头有多凉。”
“又来啦!对一个自己几乎不认识的女士,竟用这样的方式讲话!”
“难道你要我用人文主义的方式,代替近乎人情的方式?”——他竟不自禁地拖长着“人情”这个词,声调懒懒的就跟在伸懒腰、打哈欠差不多。
“别扯啦!——您一直在这儿?”
“是啊。我等着哩。”
“等什么?”
“等你呀。”
随着他头顶响起的笑声,说出来“傻瓜”两个字。
“等我!是人家不准你出院吧?”
“不,贝伦斯有次也让我出院,在勃然大怒的情况下。不过那只是强行离开罢了。因为除了中学时代留下的老病灶,你知道,贝伦斯又发现一处新的,它引起了我发烧。”
“你仍旧发烧吗?”
“是的,老是有一点儿。几乎总在发烧。时烧时停。但并非疟疾。”
“潜伏的疟疾吧?”
他沉默不语,紧皱着眉头,目光散乱迷茫。过了一会儿,他问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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